在中國封建社會歷史上，延續了六個多世紀的元、明、清三代，是封建社會制度后期到末期的時代，也是繼遼、金、西夏之后，眾多民族首領相繼逐鹿中原并建立統一國家的時代。由蒙古族建國的元代(公元1271年一1368年，都今北京城)，早在開國的半個多世紀以前，即由始祖成吉思汗(鐵木真)統二4各部落，建立起強大的封建君主制國家。并與他的繼承人窩闊臺、蒙哥等進行了三次西征，長驅直入到南亞、中亞以至東歐各國，曾一度攻占了今天的蘇聯、波蘭、匈芽利以及伊拉克、敘利亞、沙特阿拉伯等地，形成了一個橫跨歐亞的大汗國。在此軍事勝利的形勢下，很快消滅了中國北部的金國和南部的南宋，統一了全中國。正如《元史?地理志》所夸耀的，當時的疆域已是“北逾陰山，西極流沙，東盡遼左，南越海表”。到元朝建國時，已是元世祖忽必烈(即蒙哥大汗)至元八年的事，它結束了中國自北宋以來較長期的分裂局面，建立起一個以蒙古族為統治中心的多民族統一國家，使中國國內各民族人民之間的經濟、文化得到廣泛的交流和發展。同時，由于疆土的擴大，促進了國內外交通的發達和與海外諸國的聯系。因此，元朝統治時期，中國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強大、富庶的國家之一。著名的意大利游歷探險家馬可波羅就是在元世祖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來中國的。他景仰中國的文明，在中國住了十七年，遍游各大城市，回國后寫成轟動世界的《馬可波羅游記》，盛贊中國的繁華富庶及燦爛的文化藝術。
元朝末年，由于蒙古貴族對于土地的掠奪和對于漢族人民殘酷壓迫，激起了農民不斷的起義反抗。起義軍將領之一的朱元璋在戰爭中取得勝利擊敗了其它起義將領，消滅了元朝的統治，建立起明朝(公元1368年一1644年)。先都南京，后遷北京。為了鞏固其封建統治，朱元璋把他二十四個兒子分封到全國各省為藩王。在明朝前期，由于采取了一些發展農業生產的措施，與之相聯系的手工業和商業、交通等也都有了較大的發展。由于明朝江南地區絲綢和紡織業的興盛，促進了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產生，同時由于商業貿易的需要，中國早期的航海家、宮廷太監鄭和曾率領船隊七下“西洋”，與東南亞、印度、阿拉伯以及非洲東岸等幾十個國家通好，并有了商業往來。但到明朝后期，由于地主統治加深了對勞動人民的剝削，使得階級矛盾激化。明朝最后的皇帝崇禎，就是在農民起義軍李自成攻入北京以后，自縊死于煤山(今景山公園)的。發跡于我國東北松花江一帶的女真族(滿族的前身)，早在明朝初年，就已經有了穩固的地盤。首領努爾哈赤統一女真各部，建立起“后金國”。其子皇太極擴大疆土，于明崇禎九年(1636)改國號為“清”，據有東北及蒙古各地，形成與明朝對立的封建王朝。明亡后，清軍勾結漢族內奸吳三桂，很快戰勝了李自成的農民軍，攻占了北京城，建立了清王朝。(公元1644―1911年)為了加強對漢族的統治，頒行薤發令，并改為滿族服裝，這是漢族人民所不能接受的，因此激起全國的普遍反抗。但由于清統治者與漢族官僚地主相勾結以鎮壓人民，使得政權鞏固。從順治、康熙、雍正到乾隆的一百五十多年中，廣大勞動人民在受盡階級、民族壓迫剝削的痛苦生活下，工農業生產仍有了很大的發展。到清中期的嘉慶、道光年間，封建經濟雖繼續發展提高，但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已趨激化，各地農民起義反抗，此起彼伏，使得清王朝逐漸走向沒落。
清代是中國封建社會最后一個王朝，其后期正值歐美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所謂“列強”國家四出侵略的時代，他們對于處在封建閉關自守、號稱為東亞睡獅或病夫的中國，無不覬覦，視作一塊肥脂。為首的英帝國主義并以鴉片毒害中國人民，使中國每年要付出白銀五千多萬兩，因而激起中國人民的堅決反抗。但由于清政府的軟弱無能，以致在1840年與英國進行的“鴉片戰爭”失敗，使中國從此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中國歷史上古代史與近代史的分期也是以1840年為界的，從1840年以后，清政權外受各帝國主義的不斷侵略，內迫于廣大農民的起義反抗，著名的有白蓮教、天理教以至更大規模的太平天國運動，都使清朝的統治受到沉重打擊。更加以統治階級的腐朽奢靡，這就決定了清王朝的必然滅亡，并從此結束了中國封建社會，走向由新民主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新社會。
第二節中國雕塑藝術進一步走向世俗化和衰萎時期元代是中國歷史上由少數民族統治的時代。由于游牧部族的落后因素，相應地阻礙著社會經濟生產和文化藝術的發展。元朝官府為了滿足蒙古貴族奢靡生活的需要，特在工部設立諸色人匠總管府、提舉司和各種局院，其中工匠統稱為“匠戶”，全是從民間搜刮而來，故又名為“括匠”。元世祖至元十六年，在中國北方各地一次就括匠四十二萬人，至元二十四年又“籍江南民為工匠三十萬戶。”這些工匠匠戶，多掌握有一定的手工藝技術，當然其中也有少數精于雕塑的人材，但卻受到元代統治者的殘酷統治，所有工匠都規定子孫世襲，被長期“鳩聚”，終日終年在吏卒監督之下辛勤工作，不得休息，更不能改業離去，如此，工匠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既難以發揮，也阻礙了手工業技術，包括雕塑技術的發展。
由于元朝統治者崇信通行于西藏(當時的吐蕃)的喇嘛教，(佛教中的一派)元世祖曾封喇嘛教法王八思巴為“國師”和“大寶法王”。因此，元代的喇嘛教造像頗為盛行。同時，道教在元代也很興盛，道教造像也多有遺留，甚至元代還有屬于道教的石窟。；關于佛教造像，據《元史》記載，元代曾設立“梵像提舉司”，并在“匠作院”中分設石、玉、木、瓦等局，專司雕塑之作。《元代畫塑記》中曾把佛、道像和金剛、神鬼、羅漢、圣僧像列于畫工十三科之先(見《經世大典》)，也足以說明元代對于佛、道雕塑造像都是很為重視的。
在明朝，最初討伐元朝的檄文中，曾經提出“驅逐胡虜、恢復中華”。這種精神也必然要反映在明朝的施政措施中，尤其在文化美術方面，明朝不僅有類似宋代畫院的設施，并且向往盛唐的文物制度。從明代遺留到今天的一些雕塑造像的造型風格上，不難看出它不只是繼承了宋代，更與盛唐時代的制作有某些接近。只是由于城市工商業和世俗生活的進一步發展，佛教石窟造像更為減少，即城市寺廟中的偶像，在佛、道造像以外，其它的神廟如城隍、土地、關羽、岳飛等逐漸繁多，這樣使得中國雕塑藝術在題材內容上得到多方面的發展。同時，由于世俗美術的發達，用為擺設的小品工藝雕塑以及用于宮殿建筑的裝飾雕塑也都有了相應的發展。
清代是中國封建社會歷史階段的最后一個朝代，也是封建社會顯著走向下坡的時代。反映在意識形態的美術方面，多數是摹仿前代，缺少創造精神。表現在形象明顯的雕塑藝術上，即使刻意摹仿前代，仍顯得軟弱松弛，缺乏生氣。這種現象，尤以清代后期更是普遍存在。在雕塑制作的題材內容方面，也是沿襲著明代而更為推進了一步，即世俗的神祗造像和小品工藝雕塑，較之明代更見繁多。令人十分遺憾的是在新中國誕生以前的舊時代，曾有一個時期由于社會經濟的困厄，不少地區盛侶“毀廟辦學”之風，即把寺廟中的神像毀去，利用廟屋以興辦中小學，看來似乎是“破除迷信，易弊為利”，但從保存寺廟造像以至壁畫藝術遺產的角度來看，其損失是難以估量的。這種毀廟以破除迷信的事件，在清代末年的辛亥革命以至近年的歷次戰爭和動亂中，也時有發生。這雖是屬于近代或現代的歷史事件，但所毀去的包括唐、宋、元、明、清各代廟宇，其中富有藝術價值的雕塑造像遺作還是不少的。以上所述情況，多是著者親眼看到的事實，每一憶及猶有不勝惋惜之情。但如與取得祖國的新生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偉大事業相比，又是微不足道的末節了。
佛教和道教雕塑中國封建社會到接近并已屆末期的元、明、清三代，由于社會經濟，尤其是資本主義萌芽的逐步產生所促成的社會思想意識的轉變，使得人們對于宗教的信仰起了很大的變化。佛教勢力雖已漸趨衰落，但與佛教并行的道教以至其他的神鬼迷信、建廟供奉的風氣卻比以前興盛。如每一城市都有與孔子廟同樣規模的城隍廟，到明代有更大的建造。城隍受封為帝，其塑像和陪侍侍從規模，多高出于其他神廟。還有屬于道教的玉皇廟、東岳廟以及北方各省農村都有的土地廟(社神)、關帝廟……等等。所有這些廟宇，都塑有數目不等的偶像。因此，這一時期，可說是中國雕塑造像藝術大發展的時代。然而，我們以上所談的只是指城市中的寺廟發展，而地處遠離城市的佛教石窟雕像，卻是大大減少，甚至漸漸絕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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