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藏三尊-君友會佛像雕塑彩繪作品新疆克孜爾千佛洞無論在建筑藝術上，還是在佛的形象上，處處體現了古代印度文化和古代中亞文化的影響。從這個時候起，佛像開始逐漸在佛教的伽藍中普遍地供奉起來。并由大月氏經過疏勒、高昌、于闐、龜茲等地逐漸地傳到河西四郡（敦煌、張掖、武威、酒泉）和中國內地。公元二至三世紀之間，在新疆拜城修建的克孜爾千佛洞，是我國境內第一座石窟寺。當時，佛的形象系雅利安人的特征：高鼻、細眼、薄唇。這種儼然是洋人的容貌特征，同古代新疆土著居民典型的蒙古利亞臉型顯然是不同的，這說明了我國的佛教是個外來的宗教。當佛教東進陽關以后，逐漸地被漢族地區的文化所融合。隨著佛教逐漸中國化，佛的面龐也逐漸漢族化了，鼻梁的造型逐漸低了下來，耳輪越來越大，佛的形象被改造成漢族人心目中的「福相」而出現在善男信女們的面前。這種轉變過程在敦煌，云岡和龍門三個石窟中表現得十分明顯。在敦煌石窟第二九○窟中，北周時期（公元五五七-五八九年）所繪的《佛傳圖》，是以《修行本起經》為主而畫成的。這幅長達二十五米的「連環畫」，內容包括從摩耶夫人夜夢菩薩乘白象在音樂聲中自天而降，因此「受孕」起，到釋迦牟尼坐在菩提樹下舍家苦修止。令人感興趣的是，這幅畫上的人物服裝打扮都是漢、普風格，釋迦牟尼的父親凈飯王被畫成了中國皇帝的模樣。他的母親摩耶夫人穿上了漢、晉時后妃的服裝，釋迦牟尼回宮時所乘的蛟龍車，就是按晉代大畫家顧愷之畫的《洛神賦圖》中的云車臨摹的。這說明，釋迦牟尼的像，只是佛教信徒們和民間雕塑家、畫家們心目中的佛的形象，他們是按照自己的想象進行描繪和塑造的。同時，由于制作的年代、地區不同，制作者的需求、素養各異，同樣的一尊佛或一尊菩薩，卻有許多不同的形象，這就是佛、菩薩有所謂千萬「化身」的來歷。在敦煌、云岡、龍門等石窟中，我們可以看到，那些供奉者和制作匠人把他們的精神寄托，對來生的向往，以及他們認為的神圣形象，都凝聚在佛像上。這在云岡石窟中也得到了明顯的反映。在第二十窟中，有一座巨大的坐佛，兩眼目光銳利，俯視塵世，嘴角凝結著一絲令人莫測高深的微笑。這座佛像高達十三．四六米，作入定坐式，是國內罕見的大佛。此佛已完全脫去了犍陀羅時期穿的希臘式服裝，他褒衣博帶，儼然是兩漢以后士大夫的禮服。這當然不是因為佛要追求時髦打扮，而是制作人的宗教意識和審美觀點在藝術上的反映。自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以后，政治上推行漢化政策，在雕刻的佛、菩薩身上也得到了反映。這一時期制作的佛像，都是短衫長裙，同漢人的服飾一樣了。其原因在于，北魏統治者拓跋氏所屬的鮮卑族，是東胡族的一支，秦漢時，游牧于西喇木倫河和洮兒河之間，依附于匈奴。北匈奴向西方遷徙后，鮮卑族占有了匈奴原來的地區，勢力才強盛起來。公元三九八年，鮮卑族拓跋部的首領拓跋建都平城（今大同市），次年稱帝，即北魏道武皇帝。由于鮮卑族文化落后，人數較少，為了鞏固他們的統治，公元四九三年，北魏孝文帝將都城由平城遷到洛陽，并下詔禁止穿胡服說胡語，把鮮卑姓改成漢姓。北魏孝文帝的這些漢化措施，從這一時代塑造的佛、菩薩身上所穿的短衫長裙服裝上也得到了反映。為了利用佛教來保知北魏這塊「莊嚴國土」的「國運長久」，北魏的許多代皇帝都全力弘興佛教，廣造寺塔，賜予僧侶以各種特權。但是，北魏的國運并沒有因為廣造佛像而「世代相傳」下去。公元五五七年，北魏分裂為東魏、西魏，接著就被北齊和北周消滅了。到了唐代，洛陽龍門營造佛像的活動達到了高潮。奉先寺盧舍那大佛像便是代表作。佛像高達一七．一四米，頭高四米，耳長一．九米。頭部圓滿而秀麗，既有男性的莊嚴，又略帶女性的慈和。這已不像普渡眾生的佛教偶像，而是大唐帝王的化身。武則天為了替自己歌功頌德，廣造寺廟佛像。主持營造工程的和尚以佛像美化武則天。財寶天王-君友會佛像雕塑彩繪作品當佛教傳到中國漢民族地區后，漢文化的傳統觀念也通過佛像制作者的雕塑反映在佛像的容貌和服飾上，因此在漢地的寺廟中出現了眾多的豐頰廣頤、兩耳垂肩、雙手過膝的「福相」的佛和菩薩塑像。而在西藏塔爾寺中的藏地佛教釋迦牟尼像，則迥然不同于漢地佛教的佛像，完全是藏族佛教信徒心目中的佛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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